第300章 维新者的困境
兰开斯特府的会议厅,变成了一个用言语和繁文縟节构筑的泥潭。
索尔兹伯里侯爵无法再用最后通牒式的强硬姿態逼迫希腊就范,便改变了策略。他授意英法两国的代表,就伊庇鲁斯地区每一座村庄的管辖权、每一条河流的航道归属,甚至每一片树林的林业税收问题,展开了无休止的、令人昏昏欲睡的细节討论。
时间,成了他新的武器。他要用这种方式,耗尽希腊人的耐心,拖垮他们的財政。
“关於普雷韦扎港的关税税率,我方认为,必须在现有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五十,以体现其作为国际自由港”的开放性。”法国代表操著一口傲慢的腔调,手指在地图上画著圈。
韦尼泽洛斯扶了扶鼻樑上的眼镜,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,抽出了一份薄薄的图册。
“大使先生,您说的很有道理。不过在討论关税之前,我们或许应该先界定一下普雷韦扎港的內港”与外港”范围。这里有一份十五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绘製的海图,我认为,它对我们今天的討论,极具参考价值。”
法国代表的脸色僵了一下。
会议陷入了另一场关於歷史地理的、长达两个小时的学术辩论。
康斯坦丁坐在不远处,安静地听著。他的目光越过韦尼泽洛斯那不知疲倦的背影,投向了会议桌另一端。奥斯曼代表团的位置上,那些脑满肠肥的帕夏们,正用手帕擦著额头的汗,眼神涣散,完全跟不上谈判的节奏。
而在他们身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,坐著一个年轻人。他身形消瘦,穿著不合身的西式礼服,背脊挺得笔直,像一柄插在烂泥里的標枪。他攥紧拳头,眼底藏著按捺不住的怒火。
康斯坦丁的视线在他身上停留了片刻,然后收了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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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起身,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会议厅。
官邸书房。
窗外的伦敦,一如既往地被浓雾包裹。
康斯坦丁站在巨大的世界地图前,他的目光,没有停留在巴尔干,也没有停留在伦敦,而是越过整个欧洲大陆,落在了那片广袤的、名为安纳托利亚的土地上。
门被无声地推开。
亚歷山德罗斯·季米特里奥普洛斯走了进来。他將一个薄薄的牛皮纸文件袋,放在了书桌上。
“殿下,您要的资料。”
康斯坦丁拿起文件袋,拆开封口。里面是十几页纸,上面用德语和法语,详细记录著一个名为“青年土耳其党”的组织的资料。
成员构成、政治纲领、活动范围,以及几位核心领袖的生平。
他的手指,最终停在了一个名字上——艾哈迈德·里扎。
巴黎索邦大学毕业生,深受法兰西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·孔德的影响。
一个理想主义者。
一个对苏丹的腐朽统治深恶痛绝的爱国者。
一个渴望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,建立一个全新的、现代化的土耳其的维新者”。
资料的最后一页,附著一张素描肖像。正是会议厅角落里那个眼神喷火的年轻人。
康斯坦丁放下资料。
他知道,眼前这个年轻人,以及他背后那股新兴的力量,才是未来几十年,希腊在小亚细亚最危险,也是最值得研究的对手。
他合上文件袋,递还给季米特里奥普洛斯。
“去安排一下。”他的声音平静,“我要见一位法国记者,让·皮埃尔·卢梭。”
季米特里奥普洛斯接过文件袋,躬身退下。
下午茶时间,官邸的会客厅。
壁炉里的火焰,啪作响,驱散了房间里的寒意。
法国记者让·皮埃尔·卢梭坐在柔软的沙发上,手中捧著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。他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,眼神明亮,身上有种属於理想主义者的热情。
他主编的报纸,一直以同情各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而闻名。
前些天,正是他,用最热烈的笔触,报导了索菲婭在约阿尼纳的义举,称其为“仁慈对野蛮的伟大胜利”。
康斯坦丁没有谈论谈判,也没有谈论战爭。他只是以一个歷史学爱好者的身份,与卢梭先生探討起了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爭的欧洲歷史。
从民族国家的构建,到君主立宪与共和制度的优劣。
从工业革命对社会结构的衝击,到教育普及对国民意识的唤醒。
康斯坦丁展现出的渊博学识和深刻见解,让卢梭频频点头,眼中流露出遇到知己般的兴奋。
“殿下,您的思想,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君主。”卢梭放下茶杯,由衷地感嘆。
“我只是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学生。”康斯坦丁谦逊地回应,“真正推动歷史的,是那些在黑暗中为民族寻找出路的先行者。无论他们在哪个国家,都值得尊敬。”
他话锋一转,语气像是閒谈。
“就像在奥斯曼帝国,我也听闻,有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,正在努力將法兰西的进步思想,带给他们古老的国家。我对他们的勇气,抱有很深的同情与理解。”
卢梭的眼睛亮了起来,这正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。
两人又聊了许久,直到窗外的天色,开始变得昏黄。
卢梭起身告辞。
康斯坦丁送他到门口。在握手告別时,康斯坦丁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“对了,卢梭先生。”
“殿下,您请吩咐。”
“我听说,在奥斯曼代表团里,有一位名叫艾哈迈德·里扎的先生。我读过他在巴黎发表的一些文章,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。”
康斯坦丁鬆开手,转身望向窗外那片模糊不清的、灰色的城市轮廓。
“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他,能否请您,为我转达一句我读到的一句诗?”
卢梭好奇地拿出了隨身携带的笔记本和钢笔,准备记录。
康斯坦丁的声音,混杂在伦敦的雾气里,显得有些飘忽。
“旧的锁链已经断裂,但新的主人尚未到来。”
他停顿了一下,然后念出了后半句。
“苏丹的宫殿很大,但住不下两个时代的君主。”
卢梭的笔尖,在纸上飞快地划动。他记下了这句充满暗示的诗,却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深意。
他只觉得,这是一位开明的君主,对另一位异国改革者的,遥远的致意。
他將笔记本收好,向康斯坦丁行了一礼,转身离开。
康斯坦丁看著他消失在雾中的背影,没有动。
一个口信,已经送出。
它將跨越谈判桌,跨越信仰的隔阂,去敲响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帝国的,內部的心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