姐姐是一九七三年十月生的，属牛。母亲说牛是力气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在灶台前添柴，火光映在脸上，一明一灭的。那是母亲少有的、带著笑说起我们三个的时刻——哥哥属猪，姐姐属牛，我属龙。母亲说，猪是福气，牛是力气，龙是天气，三个娃儿凑在一起，啥都不缺。
    我最早记得的，只有红薯窖外透进来的那一缕月光，那五级台阶，新泥的味道，还有汤圆。那时候太小，不记得当时有哥哥，也不记得有姐姐。
    她比我大四岁。从我记事起，她就带著喘。稍微受凉就咳得喘不过气，嘴唇发紫，整夜整夜睡不好。乡下的土方子试遍了，没用。
    七岁那年，父亲把她带走了。
    那时新屋刚修好不久。院子里那棵梨树刚种下，土还是新翻的，湿漉漉的。父亲就要回彭水山里上班。他是全科医生，卫生院离不开他。父亲说，山里气候温润，比乡下养人，我带她去。
    母亲没说话，只是把姐姐的换洗衣服叠了又叠，塞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里。姐姐抱著母亲的腿哭，不肯走。母亲蹲下来，拿袖子擦她的脸，说：“跟爸爸去，把病养好了再回来。妈妈、哥哥和弟弟在家等你。”
    姐姐被父亲抱起来，趴在父亲肩上，脸朝著我们，眼泪一串一串往下掉。母亲站在院门口，腰杆挺得笔直，手攥著围裙，攥得指节发白。我躲在母亲腿后面，偷偷看姐姐。哥哥站在我旁边，没说话，只是把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搭得很紧。
    父亲抱著姐姐走下山樑。姐姐的脸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白点，消失在竹林后面。
    那棵梨树就留在院子里。刚种下，还没我高。
    姐姐走后，母亲病了一场。不是身体上的病，是心里头的东西压得太久了。后面的事，我不记得了。不是不想记，是脑子自己把它挖走了。那段日子像被人从我脑子里整块切走了，切得乾乾净净，连切口的疤痕都不留。我只知道后来是婶婶和乡亲把母亲救下来的。
    母亲被救下来之后，被父亲接去了彭水治疗。我和哥哥没有跟去。么爸来家里照看我们。那段时间怎么过的，吃了什么，睡了哪里，我全不记得。只记得哥哥带著我，漫山遍野地跑。
    母亲从彭水回来之后，身体慢慢好了。姐姐没有回来，继续跟著父亲在彭水调理喘病。
    山里的气候確实养人。姐姐的喘病一年年见好。她每年隨父亲回来探亲一两次，住几天又走。回来的时候，她总拉著我去看那棵梨树。树长得比她高了，枝杈也伸开了。她伸手摸树皮，从下往上摸，摸得很慢。有一年梨树掛了果，青疙瘩掛在枝头，她仰著头看了很久。可没等到熟，她就又跟父亲走了。
    姐姐十岁回来的，终於不用走了。但她和村里的孩子不熟悉，身体虽好些，仍然比同龄人差很多。她上小学了。
    我和她的时光是这样的：我起来，她上学去了；我玩累了回来，她坐屋檐下做作业。
    偶尔只和我去油菜花田里晒太阳。农活她基本上做不了，倒是我偶尔能扳苞谷、挖花生。
    她不学习时，就默默坐在屋檐下，能坐一整天。我偶尔也会蹲在边上，扒拉土里的地牯牛，看著蚂蚁在那个漏斗状的小沙穴里使劲想爬出来。
    我也曾经起了个大早，悄悄跟在她后面去上学。看她慢慢走过山坡，走过田坎。有时风大，我真怕她又被风吹跑了。看著她进教室，悄悄跟进去，別的女孩问她后面这小孩子是谁，她才发现我跟来了。没办法，只好跟老师说，在办公室玩了一天。下课就看姐姐站在土操场边看別人翻花绳、踢毽子、跳绳。
    后来父亲调回来了，就又带走姐姐进城读书去了。
    农转非那年，我七岁一年级，姐姐十一岁五年级，哥哥十六岁高一。一家五口，在防疫站的一室一厅里，又凑齐了。
    防疫站两张床。哥哥睡一张，我和姐姐睡一张。他不回来住的时候，我就睡他的床。姐姐和我挤在一起，她的脚冰凉，总往我这边伸。我往里挪，她跟过来。挪到墙根没处挪了，就让她搁著。
    搬到卫生局家属大院后，房间多了些。姐姐单独一间屋一张床，哥哥和我睡一张。他偶尔周末回来，我们就挤在一起。
    后来母亲染上肺结核，住院了。
    那天父亲把诊断报告递给姐姐。姐姐接过去，看了很久，折好，放进抽屉里。那时候哥哥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看著姐姐，姐姐也没说话。我们两个人就那么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明白了。
    从那天起，厨房是姐姐的。她踩著板凳才能够著灶台。父亲买了那本红皮菜谱，她放在灶台角上，炒菜的时候看一眼，翻一页。
    我负责打下手。剥蒜，择菜，洗锅，跑腿。哥哥周末回来，偶尔也进厨房。他不会炒菜，就蹲在后阳台逗小兔子，蹲得远远的。姐姐也不管他，只在做好时才叫一声。哥哥也不恼，站起来，靠在门框上，看著姐姐忙。更多的是看一会儿，就出去了，连饭也不吃。
    那段时间，姐姐在復读。刚进城的学校在山上，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爬山。三年的坡路，一天两个来回，把姐姐剩下的那点病根，一步一步走没了。
    母亲住院那段时间，我们每周去医院看她。传染科不让进病房，我们就站在院子里，仰头看一楼那扇窗户。母亲推开窗，戴著口罩，冲我们摆手。她瘦了很多，但眼睛是亮的。姐姐仰著头，把手举得高高的，喊：“妈——我会做白糖青椒了——”
    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的哥哥回来了几天。他站在姐姐旁边，没喊。他只是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，朝母亲挥了挥。母亲在窗边比了个大拇指，又摆手让我们快回去。
    回去的路上，姐姐走在前面，哥哥走在最后。我夹在中间。三个人，谁也不说话。走著走著，哥哥就又不见了，我习惯了。
    那天晚上屋里没开灯，只厨房亮著一盏昏黄的灯。姐姐站在灶台前，锅铲碰著铁锅叮叮噹噹地响。
    她把青椒切成不规整的丝，油热了倒进去，刺啦一声，辣味一下子冲满了小屋子。她翻炒得很快，青椒渐渐软下去，表皮泛起一点焦斑。
    盐是隨手捏的，最后临出锅，她抓了点白糖撒进去，快速翻了两下就盛进白瓷碗里。
    菜端上桌，甜和辣混在一起，很简单，也很实在。就像那天晚上的日子，没什么花样，却暖得人心里发沉。
    我们二个围著桌子等父亲。门开了，父亲进来，哥哥跟在后面。
    父亲夹了一筷子青椒，嚼了很久，说：“微甜解辣，咸甜適口，成了。”
    姐姐端著碗，低下头，扒了一大口饭。哥哥坐下来，夹了一筷子，嚼了嚼，没说话。吃完又夹了一块。
    窗外黑了，厨房的灯黄黄的。蛾子绕著灯泡飞，影子在墙上晃。那本菜谱合著，搁在灶台角上。
    那口饭里，有她咽下去的所有东西。
    后来哥哥又走了。怎么走的，跟父亲爭执什么，我不记得了。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，他的床空著。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搁在被子上。跟那年从乡下醒来时一模一样。
    姐姐倒是一直在。她在这边读完了书，身体也彻底好了。后来嫁了人，日子平平淡淡。逢年过节回来，还是她掌勺。
    我们姐弟感情深，大概就是从母亲住院那阵子，从她踩著板凳炒菜那阵子，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
    她一直都在。哥哥走了，她没走。我当兵走了，她也没走。她守著父母，守著她的老实丈夫，守著她的孩子，守著那个灶台。母亲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买菜常忘了找零，姐姐就不让她买了，自己下班绕路去菜市场，拎著大袋小袋回来。父亲腿脚不利索了，她扶著他下楼晒太阳，走几步就停下来等他。
    她这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家。不是走不了，是不走。
    那棵梨树，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它。
    姐姐五岁那年，梨树种下，她走了。后来她回来探亲，和梨树一起长高。再后来我们全家进了城，那棵梨树就留在了老屋的院子里。听说后来买我们老屋的人把它砍了，当柴烧了。
    但姐姐吃到过它的果子。有一年探亲正好赶上梨熟，母亲从树上摘下最后一两个，分给我们三人——母亲、姐姐、我。好甜。
    种树的人没吃到。照看它的姐姐，等了那么多年，也只分到那一口。哥哥一口也没有吃到。
    那一口甜，她记没记著，我不知道。
    我只知道，这么多年过去，逢年过节她还是站在灶台前掌勺。青椒的香味飘过来，我就想起那个晚上——父亲说“成了”，姐姐低下头，扒了一大口饭。
    那口饭里，有她咽下去的所有东西。